影片改编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德莱弗斯案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加瑞尔饰)被错判为德国间谍,被判处叛国罪。
罗曼那事发生在七零年代,为啥钢琴师上映时没被翻出来非议围攻?当然你也可以说其他作品没像本片那样让人联想起陈年旧案。但根本原因或不在此,而是波兰斯基这回竟然右转保守了!是的,罗曼右转而诺兰左倾(黑男配白女乃左影典型特征所以靓汤才会高调力挺)。保守特征之一:皮卡尔以政治不正确身份(歧犹)捍卫了一个犹太军官的清白,这是搜索者肮脏哈利直至绿皮书的调调,统归所谓“歧视观的拯救者”;特征二:左派一贯推崇之法律尊严和智慧专业,均遭本片无情贬低,特别是笔迹达人的荒谬证词,此公竟都不如门外汉皮卡尔的一瞥直觉!直觉与武力(击剑决斗追击凶手暴揍挑衅)恰又为保守推崇!当然左派Metoo无法再忍。不过导演也有自己的坚持。他不相信惺惺相惜化敌为友那套。种歧矛盾无法根除,拯救只是捍卫底线。所以终幕字卡提示:两人再未谋面。
会特别期待大导演拍历史题材,因为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背后会有个问题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为什么导演在这个时刻选择了拍摄这个历史事件?”电影本身和它的作者两条分支拧成一条麻绳,戏里戏外互文,就像片中加瑞尔喊“我是无辜的。”观众看的不单是戏中戏,还有戏外戏。波兰斯基的克制在于,他原本真的可以发泄情绪“控诉”一下,但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头脑和剧作能力没有失控,仿佛还原史料一般讲述,沉郁、趣味欠缺却又引人瞩目。对他而言,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对我来说差点意思。
针对这样一件历史时刻的电影来说它过于平淡无趣了。"知识分子"一词便诞生于德雷福斯事件,它为将来同样的群体介入公共事件提供了范本。面对遭受社会排挤,冤屈难伸的人的态度和行动,决定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影片中的德雷福斯至始至终没有对为他平反的老师抱有感恩戴德之心,认为其只是在行使应当的责任和本职,而自己面对的系统性的不公没有消失。也许我们不用去感谢尽本职的人,但可以记住他们仅是做到本职便要付出的代价。
遍体鳞伤的记忆成为了无数次创作的潜行驱动力,在那些电影中进行的审判、争执与痛楚,包含着悔恨与自省的辩证甚至修正构成一次次对“那时的”自己和他人重新处置的假想推演,从而不断地得到自愈的宽慰、救赎以及可能的正确幻象,后觉尽是虚妄,然原罪已负,只好继续追索。那件事之后催生出的“阴谋”大约是“情欲”和“艺术反身”之外波兰斯基影像的最常见主题,且亦敌亦友,《我控诉》或许是终曲般的最后陈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电影还是相当好看的,角色的登场布置,空间的转换更替,甚至对话的递进层次,完美把控着节奏将一件已然丧失悬念的事件变作剖解“阴谋”的缴文,并借一个复杂的主角消解道德高地,可谓费尽心思,于观感于私念。拿手的小空间调度埋伏在每一场戏,而真正的“危险小空间”具象却只有关押加瑞尔的孤岛,特效虚假,但他意或在此。
德雷福斯案件本身比这部电影更有看头,100多年后,波兰斯基触碰了它。左拉的檄文震惊全欧洲,反犹主义的烈火却越燃越凶,傲慢的法国人最终证明,在将犹太人送上闷罐子车厢这件事上,他们一点不输德国人。直到今天,给德雷福斯拍电影的,还是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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